bdsfid=285在相当近的历史里，“自由”逐渐等同于在生活中拥有海量选项。我们是不是走错了路？那么我们如何走到今天？为何“选择”在现代生活的诸多领域成为“自由”的代名词？随着我们越来越意识到驾驭选择的种种麻烦，我们也许该问：有无另外的更好的自由之路？

　　无论你在一天中的哪个时间读到这篇文章，你大概已经做过某种选择：咖啡要脱脂奶、全脂奶、奶油，还是纯黑？加糖还是不加？或者干脆换成茶？当下，在世界很多地方（尤以我生活和工作的美国最为明显），

　　，以至于人们并不常谈论它，因为它看上去太寻常了。全球各地的人从住房到度假，乃至饮料都在“选购”；他们挑选要读什么、听什么、相信什么；他们在选票上选择心仪的候选人；他们选择朋友与伴侣、学习方向、职业与工作、居住地，甚至选择保险方案，以便在遇到无法选择之事时留有余地。

　　如今我们所说的“做选择”，本质上是在一份选项清单上浏览、比较，决定哪一项最符合个人欲望与价值观；这既是现代民主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关键特征，也是一种被推崇的实践。

　　。对很多人来说，这正是“自由”的体感。然而，你或许也在不同时刻感到，过多的选择并非总是简单利落。行为经济学家指出，大多数人并不擅长这类决策（这也解释了为何退货服务与离婚制度颇具吸引力——当事情不如所愿时，它们提供了回头路）。哲学家与政治理论家认为，这种机制鼓励自我中心，削弱了就公共事务开展集体行动的意愿。社会学家补充说，

　　。由此可见，“选择”与“自由”并非总能划上等号。奇怪的是，许多批评者很少真正质疑选择在当代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或价值。相反，他们往往默认，无论何地的人们一直都在做如今资本主义民主社会里习以为常的事情，并渴望更多这样的机会。可在历史学者看来，这一整套现象高度文化特定。

　　。更让人意外的是，即便在西欧与美国，把“做选择”赋予如此特别的地位，也只是相对近代的事，更加不用说世界别的地方。那么我们如何走到今天？为何“选择”在现代生活的诸多领域成为“自由”的代名词？随着我们越来越意识到驾驭选择的种种麻烦，

　　其一是商铺。随着殖民与内陆贸易网络的铺展，自17世纪起，新商品开始步入西欧与新大陆的城镇，并逐步渗入腹地。尤其重要的是一种来自南亚、价格亲民的印花棉布（卡利柯），

　　：要格子还是花卉？条纹？紫色还是绿色？这类决定可以只基于个人偏好。同时，一种以“看货、比较、再掏钱”为核心的闲暇活动兴起：先是在临时拍卖场，继而在固定的“店铺”里，消费的人在付款前被邀请浏览陈列的选项。英语中新词“shopping”（购物，与“provisioning”即日用采购相对）在18世纪下半叶兴起，恰好用来描述这一新颖的活动。我们如今称之为“消费者选择”。

　　；而橱窗里的商品本身，常被称为“choice goods”（精选品），仿佛等待被摘取的果子。宗教版图的重构也在塑造“选择”。宗教改革后的教派分裂，叠加新教传统中的“良心自由”与“宗教选择”，逐步把观念与信仰也放到一个多元世界的“可选择货架”上。随着欧洲启蒙时期的宽容理念与英属殖民地“大觉醒”宗教复兴并行发展，

　　。这些是需要“学习”的消遣，很快也从神圣延展到世俗。想想简·奥斯汀在《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里写的女主人公：当她鼓起勇气在流通图书馆办卡时，奥斯汀带着轻微的讽刺写道，她“对自己所为感到惊奇——成为一个租书者、一个‘选书的人’！”由此，思想世界的“选择”也搭起了舞台。到18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选择”的领地继续扩张，

　　。与此同时，为了驯服它可能带来的社会失序，并让它有效运转，围绕选择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也日益繁密。19世纪，选择更深入城市男女的浪漫与性生活，但性别上的规训差别显著，催生出情感与身体层面的选择。这与“伴侣式婚姻”的兴起紧密相连——配偶基于彼此情感甚至吸引自愿缔结婚姻——并伴随一整套在陌生社会中辨识与追求潜在伴侣的礼仪。从圣地亚哥与芝加哥到巴黎与斯德哥尔摩，从工人阶层的售票舞厅到上流社会的私人晚会，

　　。就业领域也出现类似转变：通过筛选、市场与契约来匹配雇员与岗位。政治上的相似变化来得更晚也更出人意料：它体现为新的投票实践，以及与之配套的成文法律。19世纪，从中欧到拉美，围绕“谁有权投票”的激辩众所周知。

　　。到1760年代末，像纽约市“自由之子”这样的团体已开始呼吁秘密投票；但直到又过了一个世纪，出于保护个人内在偏好免受外部压力的考量，秘密投票才成为国际“金标准”，最早于1850年代在澳大利亚实施（因此又称“澳大利亚式秘密投票”），随后在一战前的数十年间被全球众多国家采纳。当时的评论者惊叹：如此巨变竟少有震荡。或许这正因为秘密、个体化投票降低了过去许多地方常见的群选喧闹与暴力。

　　，也因此回应了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对“公共生活最后堡垒被私有化”的忧虑。只有职场大体保持“不被选择逻辑浸润”的状态。若说18世纪的首次革命时代通过选举引入“人民主权”，那么这可视作民主的“第二次革命”。20世纪又给这段历史加上“收尾”。

　　。与此同时，“选择代理者”也增多：他们负责设计选项菜单、制定规则与引导流程。商家、游走传教士、舞会礼仪师与政党干事之外，新的社会科学家登场：精神科医生、营销专家、经济学家等以各自方式研究“如何明智的选择”——谁在何种情境下做出何种选择，带来何种后果，以及怎么样引导个人与群体做得更好。普通人每次上精神分析的沙发、填调查卡、做多项选择题，都是在参与这门“选择科学”。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一起，把人进一步界定为“天生的选择者”。互联网的兴起更把这一模式推向极致。无论是音乐还是吸尘器，

　　。选择的性质也改变了：在“购物”和“选思想”的时代真正开启之前，多数选择以“何为正确”作为准绳；此后，选择越来越呈“价值中立”，成为把内在偏好外化为外在挑选的过程。与此同时，选择慢慢的变成为“实现美好生活”的关键途径。曾几何时，“菜单式挑选”的重要性并不高；按西方传统，直至18世纪，自由更常被想象为：因生而独立而无需频繁选择或费力争取。后来，选择变成按自己意愿塑造人生的手段，也成为被他人尊重为“自主、完整之人”的标志。二战结束以来，它更被提升为一种“自身即价值”的东西——从广告牌到国际人权宣言都在礼赞它，仿佛资本主义与民主的“交汇点”。2016年，法国总统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说：“我由衷相信一个由选择来治理的社会。”从某一种意义上，他不过是在陈述一个老生常谈。这是一段此前未被系统讲述的历史，尽管其中许多细节与你的亲身感受相互印证。

　　。行为经济学家与其他把当下实践与偏好视为常量的人，基本没有提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从一个角度看，这可以被读作一部“解放史”。以女性主义为例。18世纪末的小说（尤其由女性写给女性的）清楚显示，欧洲及其殖民地的女性在丝带、布料与小商品的购物中，

　　。不久，女性与这种“价值中立、偏好驱动”的选择便相互“染色”：18至19世纪，“轻佻女子”的刻板形象被嘲笑为“过分沉迷选择且总选不好”。但随着个体化选择在纺织店之外的生活中日益重要，男性也加入其中，思想、阅读、婚姻、生育、职业直至政治上的更大“选择谱系”，成为女性突破传统束缚的关键诉求。例如，20世纪初，人类能把女性参政权主张为“女性把在菜单上做选择的既有能力，延伸到投票所”。到196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主张：要想实现彻底解放，女性必须像男性那样

　　。十年之后，主流的堕胎权倡导也采取同一路径：把“选择权”置于核心，设想社会对这种表述的阻力有限——毕竟还有谁会反对“选择”？1970年代女性主义关于“在母职问题上的选择权”的论证要点在于：法律并不强迫任何人选某一方案（如堕胎），它只确保每个人在必要时能按自己的标准，从可行的选项中挑出看起来最合适的那个。此外，拥有选择也代表着重新确立“自我命运作者”的地位——无国籍者今天有时也会以此表述自身处境。难怪“选择能力”成为全世界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不过，1970年代围绕堕胎的争论也暴露了这种框架的局限。

　　。也就是说，在女性主义者热衷强调“拥有选择”之际，选什么的“道德维度”被边缘化，从而使重大公共政策的基础显得单薄。从左翼、尤其是黑人女性主义者那里，则传来另一种批评：若不伴随对女性基本需求的承诺（包括旅行与手术费用，或在孩子出生后对母亲提供更多经济与制度支持），“选择”本身不过是空头支票。从这个意义上，他们也警惕把“购物者与购物”当成一切活动的模型，即便它被包装为“权利”。如今，我们在更大范围看到上述分歧的外溢。

　　。与此同时，全世界内对女性主义以及对同性恋与跨性别权利的反扑，慢慢的变成为拒绝“以个人选择为根基的自由观”的标志。随着“民主输出”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世上基本上没有人能完全置身“选择即自由”的范式之外；即便那些几乎无从选择或只剩糟糕选项的人，也被纳入这套话语。例如，投票今天几乎遍及全球，即使在像俄罗斯这样的地方也不例外——尽管那里的投票往往流于形式。把“选择”当作解放之径，在不同社会与地域也激起强烈怨怼，因为它看起来直接威胁其他更具共同体色彩的价值与需要。事实上，即使在民主国家，选择有时也不仅是幻象（当代超市里数十种牙膏与早餐麦片真有区别吗？），还可能是负担，甚至是逆行力量。想想那些在新冠疫情期间高举“我的身体，我的选择”的人，用它来反对口罩或疫苗义务，

　　。再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如今声称要恢复美国人在汽车与家电市场上的“选择自由”，其路径却是削弱环保监管、推高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风险，最终对所有人都不利。问题不只是我们并不总能“想明白自己要什么”，而是当下的“选择模式”并非总能带来“自由”。那我们该如何自处？答案显然不在两端的非此即彼。回望“选择”的历史，或许能让我们在下次纠结“燕麦奶还是半奶半奶油”、更不用说“买哪张火车票、投哪位候选人、选哪门课程”时，多一分自觉。

　　作为个体，我该在何时尽量争取更多关于自我生活的选择权，又在何时不必如此？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一方面为“过载的选择”所困，另一方面又发现个人选择无力解决诸多大问题（包括以反选择为矛头的威权主义抬头）时，反思我们对“从菜单上挑选”的迷恋，应促使我们去发掘界定自由的别的可能。历史上，自由有时被想象为“摆脱压迫”，或被理解为“纯粹的想象动作”；这些替代性视角都值得重新拿回公共讨论。

　　索菲娅·罗森菲尔德（Sophia Rosenfeld），宾夕法尼亚大学沃尔特·H·安嫩伯格历史学教授，最新著作为《选择时代：现代生活中自由的历史》（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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